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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0 11:53:31【3409754】
增加对民营和中小企业的金融和信贷支持,加快建设与中小企业规模相适应的多种金融机构。目前,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普遍面临着“难高大”问题(融资难、门槛高、成本大),出现了宽松金融时“国企饱汉子更加饱、民企饿汉子仍然饿”,紧缩信贷时“国企饱汉子仍然饱,民企饿汉子更加饿”的情况!而实践证明,民营和中小企业的贷款信誉是好的,经营效率是高的。仅以中国工商银行2011年的数据为例:“5年来,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仅为1.35%;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仅为0.82%,小企业贷款质量优于公司类贷款的整体水平。”邓伟: 所以,应该在继续落实各商业银行给中小企业信贷比例的同时,充分借鉴美、日、德、加、韩等国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银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例如,韩国三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小企业银行,有力地推动了韩国一批中小企业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对所有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贷款的贷款不良率考核标准应宽于现行商业银行的标准。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积极发挥好各类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的作用,建设与各类企业规模相适应的多种金融机构,真正解决“难高大”问题。邓伟: 三、加快完善并开放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次经济衰退由低谷走向复苏,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都是主要动力。由于受自身的观念意识、经济实力和科研基础等多种因素制约,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不但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引导和扶持,还需要社会化的服务和帮助。例如:中国科学院向全社会开放重点实验室和科研设备等,就为广大民企充分利用国家的科研资源开展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邓伟: 四、要把帮助民企健康发展和企业家健康成长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为民营企业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审批管理、外汇使用、境外融资、出口信保等方面又好又快的支持。帮助民营和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抓住国外资产价格缩水,能源、资源价格下跌,资金流动性不足的机遇,通过投资、并购、换股等多种方式,取得国外的优质资源、高端人才和营销网络等,让中国再多一些像吉利收购沃尔沃那样的精彩案例!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何厚铧: 请谢茹委员发言。孙继业委员准备。江西省副省长 谢茹: 各位委员,我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题目是《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 建立健全重大疾病保障机制》。谢茹: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高位推动下,我国医改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由于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且城乡配置不合理,人才队伍薄弱,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矛盾依然存在,加上物价上涨、医疗成本提高等原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走进大医院,还是人太多、队太长、等太久。“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依然是困难家庭无奈的选择。谢茹: 提高对重大疾病的救助保障力度,越来越成为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心声和呼声。现在看病贵,主要贵在住院看大病贵,贵在基层医疗机构治不好,必须到城市大医院。而城市大医院相比基层:第一,同样的病报销比例更低;第二,同样的药因加成销售而价更高;第三,在“以药补医”机制下,医院对遏制大检查、滥用药缺乏内在压力和动力;第四,医疗器械耗材中间环节暴利导致诊疗成本高。谢茹: 如何在现行的政策框架内,用好政府投入资金,让群众更多地感受到医改带来的变化、温暖和实惠?我们认为,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对困难人群大病免费救治长效机制,易操作、见效快、意义大。谢茹: 第一,能有效解决困难群众因大病致贫返贫,甚至因贫放弃治疗问题。现实情况表明,即使在目前基本全覆盖的医疗保障制度下,仍有相当部分困难群众因为无力承担个人自付费用,放弃治疗。对困难群众而言,政府大病免费救助无疑是雪中送炭,甚至是拯救生命。这有利于树立政府形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也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谢茹: 第二,有利于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破除“以药养医”,更好地解决“看病贵”问题。作为政府实施的重大卫生民生工程,免费救治项目一律实行按病种统一标准,严格限价执行。实际上从补偿机制上,倒逼医疗机构必须合理诊疗,自行约束抗生素、激素、高价药、滥检查。谢茹: 第三,不用新增更多的财政投入,具有可操作性。按现行报销政策,诸多大病能报70%左右。政府只需将医保资金、民政救助、上级项目等整合好,保证必要组织实施经费,即可做到对困难群众大病的免费救治。2009年和2010年江西省分别启动了全省范围白内障、儿童唇腭裂和儿童先心病、白血病免费救治,2011年启动了全省范围尿毒症患者免费血透。截至目前,已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183992例,唇腭裂手术8186例,儿童白血病383例、先心病4323例。作为财力有限的中部欠发达省份,江西的实践表明,建立健全重大疾病保障机制,对绝大多数地方而言,财力是可以承担的。谢茹: 建议:1.提高大病免费救治普惠水平。国家层面每年选取一些临床路径明确、诊疗效果明显、群众意愿迫切,而整合政府和社会资金就能够承受的病种,列入免费救治范围。多实施投入不多但效果明显的卫生民生工程项目,发挥好国家卫生项目资金的引导作用。谢茹: 2.减轻个人医药费用负担。着力提高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和救助力度。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制定有利于体现公益性的补偿政策,取消药品加成;推进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等支付方式改革,实行医疗器械及耗材以省为单位集中招标采购,倒逼医疗机构合理诊疗,控制费用。谢茹: 3.重点加强县级医院卫生能力建设。中央财政在加大对房屋、设备投入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基层机构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和执业医师招聘力度,加快构建具有实质意义的区域性、城乡间对口支援帮扶培训协作网络,使县级医院尽快真正成为百姓大病住院治疗的首选。谢茹: 4.引导商业保险参与。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调动商业保险积极性,引导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发新险种,扩大大病保障范围,提高总体补偿水平。何厚铧: 请孙继业委员发言。甄砚委员准备。民革山东省副主委,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 孙继业: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收费公路制度应当改革》。“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是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交通严重滞后、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出台的一项政策,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孙继业: 一是收费公路过多。公路是公共产品,自古以来修桥铺路都是政府的义务,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公路是免费的。即使收费的国家,收费公路占道路总里程一般不超过1%。如美国收费公路仅占公路总里程的0.1%,占高速路的8.8%。我国收费公路虽然只占总里程的4%,但400万公里公路总里程中包括了350万公里的农村路,95%的高速路、61%的一级路都是收费公路。收费公路总里程及所占比例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孙继业: 二是收费站点过密。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50公里,这个规定已经太近;但许多地方得寸进尺。据审计署公布,在被审计的18个省、市中,收费站点就达4328个,平均每个省240个。如西部某省284个收费站中,有131个间距不合规,其中10个收费站间距不到10公里,过往车辆不堪其扰。因收费造成的堵车现象越来越严重,司机们经常怨声载道。孙继业: 三是收费标准过高。由于将收费年限和收费标准的制定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导致收费标准不一。如轰动一时的天价过路费案,郑石高速大型货车的收费标准相当于京石高速的3倍、京津塘高速的6倍。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披露,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2010年,各省路费日均进账均超千万,19家路桥上市公司毛利率高达59%,成为最暴利的行业之一。高速公路成为“高价公路”。目前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80%,其中过路费占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为降低运输成本,不少车主违规超载,导致交通事故频发,给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严重伤害。孙继业: 四是收费期限过长。“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年,但“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可放宽至25年,于是不少“政府还贷公路”摇身一变,变“性”为“经营性公路”,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和“摇钱树”。如首都机场高速立项时为“政府还贷公路”,后来变“性”为“经营性公路”。京石高速收费年限竟达42年。人民群众对这种“收够了还收”、“没完没了”的做法十分反感又无可奈何。孙继业: 由于收费公路存在种种问题,不仅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加重了民众负担,影响了通行效率,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孙继业: 有关部门多次对收费公路进行治理,但久治不愈。究其根源在于不少地方把公路收费视为稳定的财源。因此不痛下决心,不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是不可能解决的。为此建议:孙继业: 1.取消普通公路收费。普通公路属纯公共产品,应是政府无偿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汽车使用者已经缴纳了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燃油税等税费,不应再重复交过路费。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已经具备了还公路公益性的条件和财力。建议取消普通公路收费,停止普通公路改制为经营性公路,让公路真正姓“公”。孙继业: 2.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高速公路属准公共产品,可以合理收费,但也不能收费绵绵无绝期,收费期限届满后应终止收费。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车流量将大幅增加,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对投资回收和合理回报影响并不是很大。孙继业: 3.改革“统贷统还”政策。虽然去年开展过收费公路清理工作,但很多超期收费站仍然没有撤掉,主要依据是“统贷统还”政策。各省收费公路之所以敢欠债2.3万亿,主要原因也是依赖“统贷统还”。由于公路不断在修建,“统贷统还”实际上成为变相延长收费期限的一个借口。应该改革“统贷统还”政策,凡是超过收费期限的收费站坚决予以拆除。孙继业: 要设身处地地理解老百姓盼望收费公路改革的心情。让公路真正姓“公”,让公路真正成为“顺心路”,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路”。何厚铧: 请甄砚委员发言。郑惠强委员准备。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甄砚: 大家好,我代表全国妇联发言,题目是《加快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等伤害后果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严重侵犯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婚姻家庭和子女成长的不幸,而且极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危害社会的安全与和谐。甄砚: 家庭暴力一般具有行为隐蔽性、施暴长期性和后果严重性的特点,并由于远离公众视线,长期被视为家庭内部纠纷,没有得到有效的预防和制止。甄砚: 2011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近年来,儿童被家长殴打致伤致残致死以及老年人被虐待遗弃的事件屡见报端。据有关儿童保护机构的调查,2008至2011年,媒体报道的300个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和遗弃案件中,死亡的161件,占53.67%,相信所有人听了都会感到愤慨和痛惜。甄砚: 随着我国的社会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长期被漠视的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调查显示,86%的被调查者认为,家庭暴力是违法犯罪行为,93.5%的被调查者支持国家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呼吁通过完善法律手段,加强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制止和惩处、救助。甄砚: 目前,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对禁止家庭暴力作了原则性规定,全国妇联等七部委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全国28个省(区、市)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90多个地市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甄砚: 但是,大量的实践告诉我们,需要尽快出台一部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解决目前国家层面有关法律规定不够统一、法律责任不够明确、救助措施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够强、相互衔接不到位,以及地方立法层级较低、效力有限等问题。我们认为,加快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有以下积极作用:甄砚: 第一,有利于完善我国的社会立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相比其他法律领域,社会领域的立法还比较薄弱,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重点。我国现行反家暴方面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难以发挥事前预防的作用,只是在家暴升级、后果严重时,才依据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介入。所以,需要尽快填补国家立法空白,通过确立集教育、预防、制止、救助、惩罚在内的一整套制度措施,给受害人以有力的保护,给 澳门娱乐网站送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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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高位推动下,我国医改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由于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且城乡配置不合理,人才队伍薄弱,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矛盾依然存在,加上物价上涨、医疗成本提高等原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走进大医院,还是人太多、队太长、等太久。“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依然是困难家庭无奈的选择。谢茹: 提高对重大疾病的救助保障力度,越来越成为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心声和呼声。现在看病贵,主要贵在住院看大病贵,贵在基层医疗机构治不好,必须到城市大医院。而城市大医院相比基层:第一,同样的病报销比例更低;第二,同样的药因加成销售而价更高;第三,在“以药补医”机制下,医院对遏制大检查、滥用药缺乏内在压力和动力;第四,医疗器械耗材中间环节暴利导致诊疗成本高。谢茹: 如何在现行的政策框架内,用好政府投入资金,让群众更多地感受到医改带来的变化、温暖和实惠?我们认为,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对困难人群大病免费救治长效机制,易操作、见效快、意义大。谢茹: 第一,能有效解决困难群众因大病致贫返贫,甚至因贫放弃治疗问题。现实情况表明,即使在目前基本全覆盖的医疗保障制度下,仍有相当部分困难群众因为无力承担个人自付费用,放弃治疗。对困难群众而言,政府大病免费救助无疑是雪中送炭,甚至是拯救生命。这有利于树立政府形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也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谢茹: 第二,有利于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破除“以药养医”,更好地解决“看病贵”问题。作为政府实施的重大卫生民生工程,免费救治项目一律实行按病种统一标准,严格限价执行。实际上从补偿机制上,倒逼医疗机构必须合理诊疗,自行约束抗生素、激素、高价药、滥检查。谢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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